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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事不好笑才需要喜剧演员” 他们“以笑补缺”

2021-09-01 09:04:56来源:中国青年报

以笑补缺

出生时大脑缺氧这件事,小佳在麦克风前重复讲了五六十次,每次他都能让观众笑出来。

小佳本名张佳鑫,27岁,是脱口秀演员,平时走路摇摇晃晃,有几根手指总伸不直。讲段子时,他五官来回拉扯,语速比常人慢,好像每个字都得先在喉咙里滚上一圈才能吐出来。他抖包袱也像在撒娇,但台下观众都被“戳”到了,笑得东倒西歪。

他说:“小时候大家都在笑我,但不好笑,才是脱口秀演员最大的缺陷。”

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四季里,小佳赢得评委的第一票,是通过调侃自己长短脚:“两三岁看到双脚走路的人,我都带着一种异样而又同情的眼神,心里想,他好可怜呐,竟然双脚,都在地上。”他还讲校园暴力,讲因为身体遭受的歧视,和观众一起毫不介意地咧着嘴大笑。节目嘉宾夸他“你把我笑死了”。

脱口秀舞台上,评价演员的标准只有好不好笑。和小佳同台的演员里,有人调侃自己丑赢得喜爱,有人吐槽自己帅却惨遭淘汰。一位网友在看完节目后评论,“看了江梓浩和徐志胜,感觉长相还是有点优势的,只不过在脱口秀行业(美丑的优劣势)要反过来。”

2018年,全北京的脱口秀表演一周不超过10场,如今北京公开售票的有十几家俱乐部,一家俱乐部一周就有10场演出。小佳所在的厦门“来疯喜剧俱乐部”舞台上,有高中生、60多岁的老人、孕妇、因斑秃剃光头的女孩,他们用脱口秀解读自己的生活。

这种解读是双向疗愈的过程。小佳希望霸凌过他的人能坐在台下,在听到他的段子时放声大笑。“那是证明自己的机会。脱口秀演员就是要让观众笑,他们笑,说明我成功了。”

在“灰暗的日子”里产生了求生欲

开放麦舞台几乎是所有脱口秀爱好者的第一站,没有报酬,但谁都能上。去年5月,小佳第一次上开放麦,强光晃得他眼花,他只能看见第一排观众。台下有人低声交谈、有人刷手机,一开演,三四十双眼睛都盯着他。那是他在路上常会撞见的目光,但路人只是匆匆一瞥,观众则是长久注视。他感到恐惧。

小佳从小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第一次正式上台,是刚上大专,开学时在班里做自我介绍。他的身体和声音都在发抖,只讲了两句就匆忙下台。他小时候爱窝在家里看书、看综艺节目,“能躺着就不坐着”。远离热闹能帮他免去一些麻烦。比如,他记得上小学时,课间曾被一帮同学围住,他从下课被踢到上课,10分钟后,身上的衣服已经布满脚印。

他习惯无声地表达细腻的情感。因为握不好笔,从中学开始,每次语文作文他都写不完。但他喜爱写作,高中校报每期都能看到他投稿的短文。他渴望有存在感,习惯于照顾朋友的感情、隐藏自己的感情,希望朋友“在难过时能想起我”。有收入后,他每年情人节都会给朋友们送花,第一年一朵、第二年两朵,逐年递增,“他们愿意跟我做朋友是我的福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他们”。

但他很少表露想被关注的渴望。2020年,他在一家厦门的民宿公司做新媒体运营,公司员工过生日时会在工作群里收到祝福语,但他被漏掉了。生日那天,他频繁查看手机消息,从白天等到晚上,没人记得,但他什么也没说。

2020年年初,小佳为公司年会准备节目。他没什么才艺,只觉得脱口秀好像“会说话就能演”。他曾向厦门来疯喜剧俱乐部的主理人Lucy咨询建议,但没有深聊。年会上,他哆嗦着讲完,台下同事都在吃饭,没人仔细听。随着防疫政策调整,厦门的剧场解封,那家俱乐部缺人演出,就邀请小佳登上开放麦舞台。

Lucy记得,小佳曾说自己讲话不清楚,就给他发去德鲁·林奇的视频。这位美国脱口秀演员有口吃的问题,但那些结结巴巴的停顿增加了故事的悬念和紧张感。在表演时,林奇不会被时不时的卡壳影响,金句频出,现场总响起欢呼声。小佳看完,第一次想“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真到了台上,小佳还是止不住地抖,大脑一片空白。他试探着抛出第一个梗,有人笑了,他接着讲下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掌声”。

“你能感受到他们打心底喜欢你这个人。”小佳回忆道。那是笑声第一次给他带来安全感,“一下子上瘾了”。

对王梓晗来说,脱口秀让她在“灰暗的日子”里产生了求生欲。2018年2月,她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参加某喜剧产业公司的校园行项目时,她第一次接触到脱口秀。那时她还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和家人争论是工作还是继续读书,陷入重度抑郁而不自知。

她形容那时“怎么活着都不对”“只想和陌生人说些不用负责任的话”。她缩在位于一楼、光线暗淡的出租屋里,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只保留着上台讲脱口秀的爱好。只有脱口秀能把她从床上拉起来,“只有站在台上那五六分钟是个人”。

刚开始说脱口秀,王梓晗没有任何技巧,胡乱讲着生活里的孤独和迷茫。有次去讲开放麦的路上,她因为精神恍惚和公交车发生了小事故,两只脚都扭伤了。那一刻她想,“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死了,那还挺酷的。”她忍着痛去演出,讲了事故发生瞬间脑海里的各种想法,很丧,但观众都笑了。那些笑声就是她情绪的出口,“每个人都在很认真地听你讲话,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在乎你,不会因为你讲这些话产生情绪负担。”

她决定把脱口秀讲下去。一年后,王梓晗成了一名脱口秀演员、培训师。她见过抱着各种目的来尝试讲脱口秀的人,“很多人觉得脱口秀的成就感很易得,这个身份也很酷,但一发现没这么简单,冷场了,热情也会马上冷却。”多位业内人员表示,在脱口秀爱好者里,只有不到10%的人能从开放麦迈向商演舞台,把脱口秀作为获得收益的途径。

王梓晗靠的是韧劲。“我做这个没什么天赋。”她自称,每一个梗都是一砖一瓦搭建的,“从来没有那种‘被雷劈’似的灵感。”段子从构思到成型会不停地改,她半年能扔掉9000字的段子,有的段子要改两年以上。

小佳则自认为是幸运的。他觉得观众看他说话不容易,对他的期待比较低,所以梗一出来就会感到惊喜。由于表演效果较好,他上了7次开放麦就得到了商演机会,更多人需要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第一次商演前,他设计了印有自己表情包的T恤,连着3天睡不着,脑海里翻涌着讲过几十遍的段子,反复回想观众的现场反馈。

小佳住在厦门最大的城中村——前埔村。在1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用力量较强的左手慢慢敲打着键盘,养了3年的乌龟在一旁陪着他。他把生活中忽然出现的灵感记在手机里,看新闻也会代入当事人的处境,思考创作的可能。

“故事里讲龟兔赛跑,乌龟胜利了,但现实里乌龟一动不动,你还要在后面说,快给老子爬。”他曾用段子嘲讽着“龟兔赛跑”在现实中的荒谬,习惯谨慎对待自己的幸运。刚录完节目,他来不及想自己会不会火,第一反应是赶紧写新作品、招呼俱乐部的老师帮他看新稿子,“原来的(段子)上节目演过,就不能再讲了”。

观众看到了他的释然,笑声来得也更早

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在《笑的三大理论》中总结,让人发笑一般有3种途径:预期违背、优越感、压力释放。真诚的表述能够增加意外性,来回撩拨观众的情绪,让突然出现的梗好笑性增加。

王梓晗刚开始讲脱口秀,朋友形容她像“一台精密的钟表”,段子间连接顺滑,情绪努力撑得饱满,严格按照台本演出,“观众不笑也不影响我的表演”。

同事建议她设计几处忘词,甚至不用把普通话讲得那么标准。她慢慢向观众打开自己,展示脆弱。“你是骗不了观众的,当他们感觉你是真诚的,你觉得好笑的地方他们也会笑,不小心演错了、话筒架倒了他们也不在乎,一切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有次舞台太大,离观众太远,她尝试坐在舞台边,腿随意地耷拉着,观众的表情自然了许多。

从业快10年的喜剧人李诞,在一次采访中说“玩笑九分真”“所谓脱口秀的技巧就是把真话包裹好了,不要伤害到自己,也不要伤害到别人。你自己就是那个剑,给它装上一个鞘,端出来给大家看。”

小佳一直想把身体的缺陷写进段子,只是担心观众不愿意看。2020年年底,喜剧演员程璐对他说,如果不在开头把身体缺陷解释清楚,观众反而不敢笑。小佳开始尝试向观众说心里话,带观众回到自己经历过的场景。观众看到了他的释然,笑声来得也更早。

参加完训练营后,小佳决定辞去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全职进行脱口秀演出。在兼职商演的脱口秀演员中,只有20%-30%左右会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刚开始,小佳收入不稳定,一个月光靠演出只赚1000多元,还要靠兼职俱乐部的新媒体运营维持生活。“精神上消耗也很大”,没时间健身,练出的腹肌也没了。

但他从没后悔过,脱口秀让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世界”。在打磨段子、对观众倾诉中,他与身体缺陷不断和解。

开始用个人经历写段子,他学会从旁观者的角度问当时的自己:“如果那一刻不受任何约束,我会做些什么?”有次他刚在公交车上坐下,身旁的人站起来,走到几个座位以外,但并不是为了下车。节目里,他用不够响亮的声音佯装凶狠,借段子对那些站起来的人,说出了想说但从没说过的话:“你给我坐下。”

他从小不愿被贴上“不一样”的标签。他努力当个好学生,从不用父母监督写作业,老师的一次表扬就能治好他遭受校园霸凌的大部分伤痛。初中班主任在竞选班长时主动提名了他,到现在他还记得那种被器重的感觉,“她看到了我的能力”。高考时有人建议他去了解一下加分政策,他不愿意,觉得那是差别对待。结果语文和文综试卷他都没写完。更糟的是,他的字歪歪扭扭,估计“高考改卷老师不会像本校老师一样仔细辨认”。最后,他读了一所大专院校。

创作时旁观者的视角也让小佳发现,有些时候,他身处这个社会,因为太敏感,放大了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细节。他自我剖析,公交车上别的乘客走开,可能并没有针对他,是他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才会感到难过。

王梓晗认为,用段子消化个人经历的过程,是一部分“上帝视角”加上一部分“心理活动”。创作者的注意力会集中到事情本身,思考更准确的表达和更荒诞的效果。

她准备在专场里讲重度抑郁、原生家庭、从北大毕业之后的心理落差、性取向的变化,这些话题背后的真实都给她带来过伤痛。“最开始想讲的时候,其实是最有表达欲的时候,还没完全和解。你会在一遍遍讲、一遍遍试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和解,当这个段子的舞台呈现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时,你一定是完全和解了。”

刚开始,她在段子里讲自己有次试图自杀,把所有安眠药都吃了,洗完胃,母亲担心的是她下次失眠吃什么。她想表现母亲极致的理性,但观众有些笑不出来。

在王梓晗的记忆里,母亲的情绪总是克制的,孩子哭也不哄,等哭完再讲道理。一次她和母亲聊天,偶然发现母亲记得一件“伤害过我的小事”。“我妈说她一直心怀侥幸,希望我忘了。她觉得非常不应该,还给我道歉,但当时她正经历着很多别的事。”王梓晗才意识到,母亲不仅仅拥有母亲这一个身份,她背负着来自各方面的烦恼。

确诊重度抑郁症后,王梓晗会定期接受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曾告诉她,写段子的过程很像写心理学上的情绪日记,即患者把每天的情绪写下来,包括事件、感受、各种心理活动等,“写下来就是自我开解的第一步,我们在写段子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去追问自己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会真实呈现在段子里,但是你在写的时候一定是绕不开的。”

王梓晗在这种自我剖析中学着释放被压抑的情绪。原来她总觉得所有人都盯着她看,谈恋爱要保证分手时没有道德污点。讲脱口秀之后,她开始尊重情绪。有人质疑她凭什么能给大咖做开场秀,她直接说:“你看过我演出吗?没有就去看,如果看了还觉得我不配,你就当我们有点什么吧。”她把人际交往比作开放麦,“总要随心试一下,行就行,不行就算。”

小佳虽然还是有“社交恐惧症”,会推掉陌生人居多的聚会,在外地商演时比起和陌生演员吃宵夜,情愿自己在酒店吃外卖。但在台上,他开始讲一直想说的话,和陌生同行在演出时做“一个半小时的朋友”。他也越来越自信,表演时摘下了压得很低的帽子,在和朋友们的群聊里也会偶尔“呛人”,而不是一味绕着朋友转。

“因为这事儿不好笑,才需要喜剧演员”

大一学生徐锦从高中开始看《脱口秀大会》。今年,她看到小佳的表演,想起遭受校园霸凌的经历。徐锦上初中时,曾有七八个女生把她堵进厕所,往她身上倒水。小佳的段子在她心上开了个口,积压的愤怒和恐惧泄出去一部分,但情绪留下的印记永远会在。“小佳很明显一笑而过了,但我做不到。”她希望更多正在经历着校园霸凌的人能看到,“你们不是一个人,你们可以换种方式让自己强大。”

小佳认为观众的共鸣来自“对生活B面的共识”,他的负面情绪用玩笑包装,在触到观众的负面情绪时,痛苦一起消解。

28岁的教师林夕在负面情绪无从倾诉时,会坐在阳台上吹着风用手机看脱口秀。朋友们很少有人回应她的抱怨,有人回复“你习惯就好”。她开始习惯独自消化情绪,“把外放调成静音”。

脱口秀演员输出的某个观点,会让她看到解决问题的另一种角度。她曾在某段恋爱关系中付出较多,看到杨笠在表演中说,“男的无理取闹时和女的一样”,她联想到自己,“女生有时在恋爱中确实会患得患失,其实也没必要为了别人放低姿态”。

后来,情绪不好的时候,她几乎都会先看脱口秀,冷静下来再去自我反思。和朋友倾诉恋爱烦恼,她也学会了开自己玩笑。看她没有那么郑重其事,朋友安慰的话反而多了。

徐锦则觉得,“脱口秀算不上很高雅的艺术,就是图一乐”,更多时候,观众渴望的是大笑瞬间的情绪发泄。她坦言自己看表演时“不带脑子”,就想跟着演员的情绪走。开始看脱口秀,是因为听同学说有个叫庞博的演员长得挺帅。

王梓晗在演出时发现,这些年来,大部分国内观众仍喜欢“喂到嘴边的梗”,看节目不愿意投入过高的注意力或者记忆力成本。王梓晗根据经验总结:“很多时候讲稍微深一点或者稍微绕一点的东西,大家就有点不愿意去跟了,尤其线下还没有字幕。”

比如参加《脱口秀大会》节目的选手鸟鸟,擅长设计需要观众琢磨的段子。她在讲容貌焦虑时说,“什么时候能晒点既彰显个性、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比如指纹”。王梓晗记得,鸟鸟在线下表演时说这个梗,很多观众都没反应过来。

在豆瓣网站“脱口秀的独特魅力”话题下,网友想看的主题大多数和日常生活相关,包括地域、职场、婚恋等。《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中,选手也更多围绕“外貌焦虑”“男女关系”“城市生活”等常见且“安全”的话题,大众化、理解门槛低的梗是第一选择,因为一句稍显“出格”的梗,可能带来微妙的个体感受差异。

徐锦作为观众,无法接受鸟鸟调侃外向者,说“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因为小时候她经常生病去医院,这个梗会让她联想到急救室里被推往手术室的病人。“观众看这个就是为了开心,这种事拿到台上说,是对认真生活的人的冒犯。”

更沉重的话题则更考验演员和观众对幽默的理解。在一场脱口秀主题赛“没关系,我也有病”中,选手Rock调侃自己的抑郁症:“有时候只能躺着,什么都不想做,所以看起来我这人很懒,但懒人躺着的时候脸上有笑容。”台下的笑声很稀疏,等了一会儿才有人鼓掌。徐志胜讲了红绿色盲,鸟鸟讲了容貌焦虑, Rock被二人淘汰。有网友评价Rock,“他分享了自己还没消化、带着血的事情”。

今年年初,陪伴小佳3年的乌龟死了。他想起2019年突发心梗去世的父亲,想用脱口秀纪念他。父亲是个严肃又内敛的人,“很难沟通,小时候还会打我”。但小佳被同学欺负,父亲会跑到学校为儿子讨回公道。朋友来家里玩,他会给小佳塞钱,让儿子带朋友去吃牛排。小佳离开漳州去厦门工作后,父亲变成了老小孩,需要时常哄着,在去世前几个月总发消息问小佳,“儿子在干吗啊”“没事没事,就是想你啦”。

小佳把琐碎的思念揉进段子,花两个晚上写出来,想象着父亲如何在另一个世界接收家人的思念。今年清明节,他把现场表演的视频发在微博和B站上,把父亲去世的事实轻松地讲出来。“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不行了,我说,‘我爸哪里不行了?’”有弹幕飘过“笑不出来”,有人私信他说,这是对死者的冒犯。

王梓晗深知国内观众对此类话题的接受度不高,同样是讲自己的抑郁症,她会先点出眼下抑郁症发病率高的现状,放松观众的警惕,然后绕开最沉重的部分,加入点一听就是虚构的内容,让观众难以分辨痛苦的真实性。而在讲亲子关系时,她会增加母亲的视角,“也能让大家看到一点希望,不要太早画上一个句号”。

小佳在节目中说“没有什么不能开玩笑”,但他解释这种开玩笑是基于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有些话题他并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案,“比如癌症,我没有这个话语权,调侃起来就会显得很没品”。

“有了技巧和人格魅力,任何事都能讲得好笑。”王梓晗把段子里的故事、观点比作显影剂,重要的是显出讲段子的人,“这些展现的都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小佳的偶像、美国脱口秀演员琼·里弗斯生前,一度负债千万美元、丈夫自杀,但她依然能在70多岁时,在台上调侃人生。

琼·里弗斯曾被一位观众提问,有什么事是她笑不出来的。她说,丈夫自杀身亡后,女儿整日魂不守舍。有次她带女儿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她看着菜单说,如果你爸爸还活着,看到这些菜的价格,一定会再自杀一次,女儿第一次笑了。“我用笑把女儿带回来了。”她流着泪回忆。

王梓晗说,每个成熟演员手里都有几个“特别狠特别重”的段子,一般会放在专场的最后抖出来。抑郁症、原生家庭、性取向这些话题,她还不能完全驾驭,但她不想等,“因为这事儿不好笑,才需要喜剧演员”。

发纪念父亲的那条视频时,小佳写道:“我写(这个段子)的时候也预料到它可能不好笑,会吓到观众。但我爸爸在我的文字里过得有滋有味。”视频结尾,小佳因为太开心,差点在舞台上蹦起来,因为他在观众的笑声中,感觉“爸爸好像来看我了”。他想,父亲之前总嫌儿子不够自信,这会儿他应该挺满意的。

(应受访者要求,徐锦、林夕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9月01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