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半路出家”的女植物学家
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陈 瑜
“我们的成果，是一个文字性的学术著作，但成果形成过程，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苦。”近日，《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正式面世，谈及成书过程，作者之一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嵘感慨万分。
《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是李嵘和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恒近年来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凝聚了团队30来年的野外调查及室内标本鉴定工作的心血。
高黎贡山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因为其生物的多样性，被学术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由于交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前高黎贡山的野外科学考察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位于高黎贡山一侧的独龙江，是一个独特的自然综合体，这块多种动植物共生、汇聚和种属演化不可多得的“宝地”，一直为中外植物学家所向往。
上世纪90年代，这里不通公路，贫困且闭塞，进出独龙江的山路如蜈蚣一般贴在陡峭的崖壁上，3天只能走一个单程，不小心踏空可能跌入山谷丧命。每年10月到来年5月，大雪封山，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绝。
1990年10月，赶在封山之前，作为国家重大基金项目之一的“独龙江地区植物区系研究”负责人，61岁的李恒和其他3名考察队员出现在通往独龙江乡的驿道上，开始了为期8个月的植物越冬考察。此前虽有人进过独龙江采集标本，但都在旱季。
为了这次考察，她放弃了退休后的生活，放下了重病在床的爱人，甚至写下了可能再也回不来的遗书。
为全面搜集独龙江的植物，李恒走遍了独龙江两岸的各个村寨，大小沟坎以及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
那段日子里，李恒白天采摘标本，晚上登记、压制、烘烤、查阅文献。一个植物标本，除了标本本身，还需要一份专属的植物“户口”——记录采集日期、编号、产地、生长环境、海拔高度等信息。
标本采集工作结束时，李恒已在大山里呆了230个日夜，出山的驮筐里装着满满的42000余份标本，植物“户口”写满了33个小“账本”。
这次考察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独龙江也第一次有了完整的植物名录。
1996年，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科学考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时，李恒已67岁，但每次野外考察，她都不避艰险，亲力亲为，同行称其为“拼命三郎”。
2002年，云南西部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获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那年李恒73岁。2004年秋天，她率领一支由多国研究成员组成的25人考察队再次走进高黎贡山，历时32天，取得高黎贡山考察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采集标本数量居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项目历次考察之最。
几十年来，李恒从高黎贡山采集的标本超过4万号（每号包括8—10份标本），经鉴定确认，高黎贡山共有种子植物5133种和变种，其中383种为高黎贡山特有的物种。这些信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摸清种质资源家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地百姓称她为“高黎贡山女神”。
1961年之前，李恒是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俄语翻译。计划经济年代，一纸调令，先生要离开北京赴云南支援西双版纳植物园建设工作，作为家属，李恒选择追随，5分钟办理完所有的离职手续。
来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后，俄语派不上用场了，她开始了与植物为伴的日子。
下乡劳动，休息的时候，别人坐下来休息，她到处搜集杂草，求师辨认；晚上回家，别人早已熄灯睡觉，她仍在烛光下苦读，弥补植物学专业知识的不足。几年的时间，她从“外行看热闹”转身成为“内行看门道”。
30多岁初识植物学时，李恒通过勤学苦读改变了自己的专业，而后几十年经历了在大山里奔走考察、在标本室里观察标本、在办公室整理分析数据，将植物标本变成了一本本科学专著。
如今，92岁的李恒日程表排得满满——每天来办公室上班，和年轻人一起讨论科研，组织基金项目，时间允许的时候下基层指导重楼种植。
“在快节奏时代，坚持做这样一件事情，可能很枯燥，但能够把一个地区的植物弄清楚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李老师身上体现的‘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精神，是这本书能够出版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也是最值得团队学习的地方。”李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