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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婚”为什么兴起在江浙 家庭内部如何协商

2020-12-24 09:03:59来源:澎湃新闻

专访“两头婚”研究者:为什么兴起在江浙,家庭内部如何协商

“男不叫娶、女不叫嫁”“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不是娶媳妇”。近日,一种被称为“两头婚” 的婚姻模式引起人们关注。

赵春兰是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2016年年底到2017年年初,她就关注到了“两头婚”的现象。2020年7月,她与其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政策学院教授范丽珠合作的论文《论婚姻与生育的社会属性—少子化背景下浙北乡村婚育模式嬗变的田野观察》发表在《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该文以位于浙江杭州西郊的水村为研究案例,探讨浙北水村“两头婚”“两头姓”的婚育模式。

赵春兰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两头婚”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两头婚”的婚姻形式中,凡事 “好好商量、不斤斤计较”是婚姻和谐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赵春兰说。

“‘两头婚’充满了协商性,包括孩子跟谁姓”

澎湃新闻: 什么是“两头婚”?定义是什么?

赵春兰:首先我想要澄清一点,之前媒体报道的所谓“两头婚”中提到“两头”是指各自住各自家,这点是不准确的,不是各自住各自家。而是两边都有婚房,都有生活的空间。

2020年7月,我和导师范丽珠发表在《河北学刊》上的那篇文章其实讲得很清楚,整个“两头婚”充满了协商性,包括孩子跟谁姓的问题,是一个充满协商的过程。

“两头婚”具体是指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会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比如结婚的时候,“男不叫娶、女不叫嫁”,两边都没有聘礼上的往来。

另外一个特点包括生两个孩子,这基本上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因为两边都需要子嗣的延续。

最后,孩子的姓氏也基本上需要相互商量,一边一个姓。此外两边住也是比较典型的特征,不是单指住男方家或者是住女方家,而是两边都兼顾。

澎湃新闻:为什么“两头婚”兴起在江浙一带?

赵春兰:我想能够流行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独生子女家庭本身有家庭继替、财产继承、养老方面的困境,而另一个方面,此前“双独二孩”的政策也为这些困境的解决提供了可行性。

另外,江浙一带农村社会的结构还是超实心状态,与西北或者中部农村的空心化有很大不同。

为什么是“超实心”?因为年轻人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或者他们的就业机会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子。“超”字是因为在这里,不仅年轻人不愿意离开,外来人口也不断聚集。我以浙江水村为研究案例,虽然浙江水村正在经历征用拆迁,但是它还是相对完整的社区。这种小范围的社区,本地人与本地人的结合变得很重要。两边的经济实力又相当,两边都有传宗接代的需求,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

澎湃新闻: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两头婚”的家庭中大部分都是拆迁户。

赵春兰:也不一定,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因为拆迁了就选择两头婚。以浙江水村为例,是因为他们在城郊接合部,所以就有拆迁这种现象发生。“两头婚”的家庭是不是有很多套房?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房子只是他们财富其中的一个部分。

“‘两头婚’要和谐,好好商量很重要”

澎湃新闻:你提到了“两头婚”需要通过协商来达到婚姻生活的平衡。

赵春兰:对,我觉得协商是一个主要特点,另外这种平衡涉及到整个大家庭的相处能否和谐,很多时候这种平衡是依靠妥协来达成。

说到“两头婚”的协商机制,其实能够接受“两头婚”后,很多东西就变得自然而然。一开始结婚的时候,需要协商的东西很多。比如孩子跟谁姓,婚房怎么做,聘礼要不要下,因为这些都关乎特别重要的一些问题,所以协商性很强。但是随着生活步入正轨,两个家庭能够比较好地相处融洽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协商,大家都好说话,好商量。

澎湃新闻:“两头婚”家庭最在意的是什么?

赵春兰:我觉得传宗接代的观念是最开始会有“两头婚”的原因。

澎湃新闻:“两头婚”的婚姻形式是进步吗?

赵春兰:我之前在澎湃新闻发表过一篇口述,当时我们用的标题是“传统和现代在这个村庄和解”。我个人认为概括得非常好。但是传统和现代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学者给的词汇,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其实化解了独生子女家庭传宗接代、舍不得女儿离开自己的家庭,还有养老等一系列生活难题。

澎湃新闻:“两头婚”成功的案例有哪些特点?

赵春兰:“两头婚”成功的案例,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父辈之间要好好商量,不要斤斤计较,如果要成功必然是这样的。

澎湃新闻:“两头婚”有婚姻失败的情况吗?

赵春兰:一个家庭婚姻失败,我觉得大部分情况还是一样的,也会有一些特定原因是“两头婚”导致的。比如说我最近看到新闻,说在江浙一带,一对小夫妻三个月不到离婚了,两个人因为生的孩子跟谁姓闹上了法庭。这个应该算是典型的“两头婚”失败的案例。

为什么会这样?“两头婚”要想成功,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一是双方的父母得懂得妥协,或者不计较、开明;另外,两边的小夫妻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主张,有负责的态度。

澎湃新闻:我们在采访“两头婚”的亲历者过程中,有受访者说,提出“两头婚”这种婚姻形式,多半是女方家的要求,因为这样能保全女方家的姓氏能够往下传。你在实际调研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赵春兰:这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婚姻,“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男性也是有很多考量在的。

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比如男性父母也会考虑到自己养老问题、整个家族后代财产延续问题、情感陪伴问题。接受“两头婚”,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双方都有同样的需求。

其实现在女性的话语权还是很大的,江浙农村也是一样。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在城市里,很多家庭是愿意跟外婆住在一块的,这种现象我的理解是因为女性话语权大,只要是自己的妈妈愿意给带孩子,多半是不愿意奶奶带的。

“‘两头婚’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两头婚”实际上是父母更多地干涉了年轻人的生活,你怎么看?

赵春兰:我认为这只是人们的一个假想,与大多数实际情况是不符的。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两头婚”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因为它对代际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说,在养老方面,“两头婚”很好的解决了两个家庭的情感需求问题,两位本地男女青年自由确立了恋爱关系,当他们去讨论婚嫁关系时,父母也会为他们做一些妥协。

同时小夫妻本身也有孝心,想在当地既能照顾父母,又能享受生活,这是大多数选择“两头婚”家庭的实际情况。许多人认为农村的年轻人就应该走出农村,否则就是父母在干涉年轻人的生活,这其实只是假想,与实际情况并不符。

澎湃新闻:有人认为“两头婚”这个形式跟现代婚姻所提倡的婚姻独立自主有所不同,你怎么看?

赵春兰: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两头婚”,就会看到,它既跳出了政策调控,也跳出了个体本身,而是选择了在江浙小社会这样一个圈里,用一种文化的方式或是社会制度安排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的婚姻形式。

我一直想强调的是,“两头婚”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它是社会整体的一种积极尝试。另外,就算从个体层面来说,当然有失败的案例,也有很多接受这种婚姻形式的人。我可以分享一位“两头婚”的女性亲历者对自己婚姻形式的评价,她说:“我觉得‘两头婚’更加体现了老一辈的开明,给了年轻人更多的自由去做选择。不会像老古董的思想一样,觉得我女方家一定要招上门女婿的。”所以,指责“两头婚”让女性沦为生育工具的看法,我不太能够认同,我想,也是“两头婚”的亲历者不同意的。

澎湃新闻记者 喻琰 实习生 严兆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