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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邮件、刷鱼缸……他们为何还要在“大厂”实习?

2021-05-26 09:06:20来源:中国青年报

冰点特稿第1222期

在大厂实习

又一次,程佳被关在宿舍门外。

不到半年,她已经十几次“晚归”,每次都不得不叫醒不耐烦的宿管阿姨。临近毕业,她不是出去聚餐,或者唱K到忘记时间,而是从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下班后,能赶上的只剩末班地铁——这条北京运营到最晚的地铁线路之一,到达学校附近车站的时间接近零点。

从大二暑假开始,程佳就几乎没有中断过实习,她投出过上百份简历。眼下这家“互联网大厂”是她的第六家实习单位,为了这次机会,她经历了3轮面试。现在,再坚持一个月实习就要结束。如果顺利,这将是她简历上最具分量的一笔。

这段经历甚至会影响她的求职。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秋季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企业更偏爱有实习经验的应聘者,75.4%的受访企业表示将候选人实习经历视为加分项。

对正在准备求职的大学生来说,如果把学历看作一个“不可变量”,那么实习就可能是弹性最大、最重要的“变量”,甚至可以成为在就业市场上逆袭的“硬通货”。

实习越重要,高“含金量”实习岗位的进入门槛越高。如今,“985”“211”高校已经不再意味着万能门票,“一周到岗4天”“抗压能力强”“有相关实习经历”逐渐成为标配。

一家投行机构在实习生招聘启事上明确要求,候选人必须是“头部985高校”或者“QS前200大学”的在校生,能够“接受17小时工作制”,“尽量一周七天到”,实习时间需要“连续半年以上”。

程佳庆幸自己觉醒得足够早:就业激烈竞争的起点不是毕业招聘,而是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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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前,程佳期待大学的课余生活“有听不完的讲座、参加不完的社团活动,没课的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但这些最终很少发生,相反,“这届毕业生比较难”之类的文章总是出现在她手机上,尽管她清楚,这大多是制造出来的焦虑。

决定开始实习,是因为她“觉得必须做些什么,让自己心安”。

她的第一份实习是在一家老牌国营出版社,算是专业对口。她负责维护更新出版社的官方微信,每天推送一篇稿子就是全部的工作内容。

办公室里的老师大多是父母辈。“与其说他们是我的‘老师’,不如说他们更像我的‘叔叔阿姨’。”程佳笑着说。

比起工作,老师们似乎更关心她的生活问题,“谈恋爱了吗?”“以后打不打算留在北京?”虽然也有问题会让程佳觉得尴尬,但她从未怀疑过对方的真诚与善意。

她说在这段实习里,自己几乎没有感受过压力,老师们每天下午5点准时下班,中午有午休时间。她经常看到,下午2点到4点,有些老师会到楼下打太极拳。

在很多方面,程佳的第一段实习都称得上顺利、舒心。但是两个半月后,她选择了离开。她确信,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虽然轻松,但是太没劲,一点也不热血”。

从这一点看,中南大学的屈然显然更“幸运”。因为朋友推荐,她第一份“正经实习”就进入了当下最“热血”的行业之一——互联网,2019年,大三的她成为大厂的一名人力资源实习生。

和程佳一样,屈然也很早就决定了大学毕业后,把就业作为首选。她经常在社交App上刷到各种“大厂实习日志”,现代感十足的办公环境、温馨的休息区、丰富的文创产品,还有“一个月都尝不过来”的餐食,都是常见的内容。这些图片被精心拼在一起,加上滤镜,再晒上最重要道具——工牌,或者拍上一段vlog,看起来这样的“大厂实习生活”既高端又时尚,很难不让人向往。

“就是看到别人去大厂实习,很眼红。”当时在她看来,“大厂实习生”就像一种光环,它不仅意味着身份、能力,或者一段只属于少数人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它是一块金字招牌,足以让人在求职时领先一步。

梅晓天常年专注实习资讯,在微博拥有130多万粉丝,“每天都有上百个在校生来咨询实习,或者求职的问题。”

近些年,他感受到了一个明显变化,“可能之前没那么多人去实习,所以只要是一所好大学的在校生,找实习会是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即便是清北的学生,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从他的经验来看,毕业后想进“好一点的公司”,最好要有3份以上的相关实习经历。如果实习单位是小公司,或者完全不对口,“相当于没有”。

“现在几乎所有的实习都要求至少要3个月以上,每周工作日到岗时间也要求得越来越长,在校生想要刷3段实习经历,不翘课很难做到。”梅晓天说,“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学生,如果再是竞争激烈的文科专业,的确需要作出取舍。”

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四学生,在国内排名第一的专业就读。她的简历一共两页,其中“实习经历”一栏占了一页多。现在她已经有5段实习经历,但她决定再刷两段,“争取搞到7段”。

她说不出在招聘时,这两段经历究竟会有多大用,但她无法不这么做,“总觉得别人可能会实习更多”。

梅晓天也经常接到一些海归的求助,因为国外课程紧,他们没有太多实习经历,回国后陆续在春招和秋招中失利。再想补实习时,又发现自己已经毕业,而实习必须有“在校生”身份。

解决方案可谓曲折。疫情期间,一部分国外高校降低了申请门槛。他们只好先拿到这些学校的offer,成为一名“在校生”,但不去报到入学,然后再在国内申请实习。

两年前的屈然不必经历这些纠结。在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上,17个小时的硬座、嘈杂的车厢,以及夹杂着泡面味儿的浑浊空气,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心情。一路上她憧憬着在互联网大厂的生活,应该“很好玩、很有用”,而压力和烦恼,都会因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实习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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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来自中部城市,自嘲是“非著名985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到某大厂的北京总部实习,就像一场朝圣之旅,从进门的那一刻,屈然就开始打量公司的每一处细节。

她发现,自己刷到的那些“大厂实习日志”并没有夸张。超大体量的建筑下,人群像蚂蚁一样从自动门里进进出出。再走近一些,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挂着工牌,楼下的吸烟区围着一群身穿商务套装的男男女女,正在聊天或者刷手机。

报到时,大楼入口太多,她在外面绕了几圈,差点迷路,结果赶上了上班高峰。通勤班车陆续开进园区,刹车泵的放气声此起彼伏。建筑内部,除了一部“高管电梯”,其余12部电梯前,很多人戴着耳机,端着咖啡,排起长队。在轿厢里,她闻到了浓烈的香水和发胶气味。

虽然来之前她想象过很多场景,但感官冲击带来的震撼久未平息,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对她说:“欢迎来到精英社会。”

几个小时后,这种感觉迅速崩塌。

她领到的具体工作是转发邮件。上岗第一天,一连数个小时,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挪动光标点击转发键。

“这种无聊的,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你不仅要做,而且还永远做不到头。”屈然苦笑,这与她想象中“热血”“好玩”的互联网,相去甚远。

可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一起实习的小伙伴们也“争抢着”去做。她所在的工作组一共有60多人,其中有20多个实习生。因为工位紧张,有人把电脑放椅子上,自己坐在马扎上办公,“一坐就是一整天”。

很多人“工作”太忙,只能挤出午休时间偷偷做学校的事。大家比着加班,上午挤高峰地铁也要尽量早到,晚上一定要熬到领导走。

一开始,她不太理解,小伙伴们为什么那么努力。后来她逐渐明白,“他们在意的是leader(领导)如何评价他们,而不是在这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他们有些是为了转正,有些是迫于leader的压力。”屈然感叹。她后来了解到,这个工作组最终没有一个人转正。

实习生间也有竞争,她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对“努力”的不屑,转而看好一项高级技能:如何悄悄推卸自己责任,并在leader面前抢功。

相比之下,她的工作要“快乐”许多。除了转发邮件,她还承担了给组里两个leader收发快递,送文件,贴发票的任务。甚至两个leader的外卖,也“尽在掌握中”。

和屈然的想法类似,程佳结束出版社的实习后,互联网也成了她急切想要体验的行业。

“当时就觉得可以用一个创意撬动整个世界,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程佳回忆她对互联网公司最初的印象,“里面都是年轻人,很自由、有朝气,每天都在一起头脑风暴,薪水也很高。”

临近毕业,得益于之前“刷出”的几段实习经历,她成功拿到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实习生岗位。那时她以为,这将是她学生时代的一场压轴大戏。

总体看来,戏是演砸了。她在的小组一共5个人,6个月内,她的直属leader换了3任,产品换了4个,技术跑了两个,“最后干活的只剩下我和一个外包大哥”。

即便如此坎坷,程佳也完全认同自己工作的价值。她参与搭建一个电商主播论坛,经过几个月的运营,日活从2万上升到8万。主播们在论坛上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活跃度的上升速度肉眼可见。

“我觉得我们做的产品有价值,但是领导看不到,就砍掉了。”程佳摊了摊手,“公司是双月OKR(目标与关键成果法,一种考核机制),两个月之内没达到领导满意的成效,这个产品就被否了。”

这一度让程佳感到困惑,随着产品下线,沉没在互联网的海底,那些她确信的自己创造出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屈然没有这样的烦恼,在她实习的互联网公司,她承担的更多是体力活儿。比如,给leader刷鱼缸。

鱼缸实际是leader的leader的,或者它谁都不属于,只是长期摆在leader的leader的办公桌上。可能是心血来潮,leader觉得鱼缸脏了,让她帮忙刷干净。

鱼缸很大很沉,屈然“刷了一下午”,直到“晶莹剔透”。

Leader买来鱼放进去,遗憾的是,先后三次,全都死了。

3

因为“体力好”,屈然得到了代表公司参加校园宣讲会的机会,负责“扛易拉宝、抱宣传单”。除此之外,她总算接触到了人力资源的核心业务——挑选候选人,这是她第一次以“面试官”的视角,去观察应聘者。

在北京一所“211”高校的宣讲会上,她坐在台前,等待应聘者主动上门。一个小姑娘带着“甜蜜的笑容”走过来,礼貌地递上简历,然后流利地介绍起自己。

“从大一开始,我先后在字节跳动、滴滴和美团实习。”屈然记得这个“宇宙超级讨人喜欢”的女生,对方语速适中,逻辑清晰,自带亲和力的微笑从未消失。

简历显示,面前的女生与自己同级,但比自己小了两岁。这让她感到“恐惧”,对方面试老到,最关键的是,她的实习经历几乎无可挑剔。

屈然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与别人的差距”。在长沙,她在同学里算是“觉醒”最早的“少数派”,入学不久就确定了毕业后要就业的打算,军训结束后就开始在小公司实习。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领先”的那一个。现在,看着摆在眼前的简历,她停顿片刻,然后默默在空白处标注上“A+”——一个她清楚自己得不到的评级。

屈然的第二段实习在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岗位同样是HR。这次她主要负责筛选简历,约候选人面试。

她观察到,不同的业务leader会有不同的人才偏好,有人喜欢高学历,有人更看重论文发表情况,也有很多人执着于“大厂实习经历”。

一个业务leader明确告诉她,自己只考虑“有大厂实习经历”的候选人。她找到几个清北学生的简历,虽然没在大厂实习过,但感觉很有潜力,“牌面很好”。

“这几个都是清华北大的。”屈然把这个推给leader,特意说明。

“咱们不缺。”对方轻描淡写地回应。

再往后,她逐渐理解了这个leader的底气。公司的人才库里,投递过来的简历被快速分析,“QS前200”“985”“211”,或者普通一本成为筛选标签,各个“大厂”的名称也会被设置为关键词,高亮显示。

“那些高亮的简历实在太多了,太多优秀的人。”屈然说她再次被刺激到,“以前真不知道人与人的差距可以这么大。”

在自己公众号的一篇文章里,她总结几段实习经历,告诫学弟学妹:“如果你只是学历高,要知道有的是人比你学历高,而且人家还有实习经验;如果你是个平凡的‘985’,又没有小厂实习经历,那你甚至都PK不过那些有厂子实习经历的‘211’。”

“认清自身的优劣势!”她在文章结尾写道,然后奉劝学弟学妹们尽早实习。

就像“打怪升级”,实习也需要一步步向上爬。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厂在实习生招聘,尤其是涉及主要业务线时,也会注明“有相关实习经验者优先”。

实习越重要,门槛越高,就越有人想走捷径。闲鱼(一个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可以轻易搜到各种“付费内推实习”“××暑期实习名额”的内容。一件声称可以帮学生把简历直推到投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和“top券商”,定价100元的商品,在4月,一共售出1150份。

而一个互联网大厂正式实习生的内推名额,则被卖到2.5万元。

据媒体调查,这些付费服务里,同学们买到的大多都是“假导师”,或者一段无据可查的“假实习”。

最焦虑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楠也搜索过这些商品。她清楚这些“都不靠谱”,但还是忍不住想要了解。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她待在家里整日不能出门。那时她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些抑郁”。她想起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一场大厂群面,“七八个人里,只有我一个本科生,其他全部都是北清复交的硕士,或者英美海归。”

后来,她不得不尝试了自己从未认真考虑过的考研。从2月到5月,她买了10本考研的书,“一星期看一本”,但“都没进脑子”。

“我觉得自己很废物,干什么都不行。”刘楠叹气。

拼不过学历,只能拼实习。那年武汉解封不久,刘楠就赶回了北京。学校不能进,她在外面租房,一边上网课,一边找实习。

几乎在同一时间,程佳实习的项目突然“倒闭”。小组解散,实习生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那几天我只需要每天早上在工作群发一个‘到’,当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

实习突然中断,回归大学生活后,反而让她感到各种不适应。她开始投暑期实习的简历,也都收到了大厂的面试邀请,“但莫名其妙地都是一面之后就再没消息”。

“是不是我的学历太低了?”程佳发现身边人都在准备考研,这个坚定的“就业主义”选手,也在自我怀疑中开始摇摆。

她加入了考研大军,每天早起跑去图书馆或者自习室抢座,啃书。

半个月后,她选择了放弃。

“已经太晚了,我真的不是那块料。”她说,“还是得拼实习”。

4

陶桃的学业计划也被疫情打乱。她在一所美国常青藤高校,念计算机相关专业。疫情期间,她不得不回到国内,在国内找实习。

有时,她会感到明显差异。到国内互联网大厂面试时,面试官喜欢问“有没有做过项目,有没有实习经历”。她参加过硅谷科技公司的实习生面试,面试官更关心的是“你的创新精神,你如何跟团队合作,以及你的实习规划等”。

“他们不会在意你快速上手的能力有多强,反而会把你当做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来看待。”陶桃总结,“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恨不得要求你一来就要什么都会。”

她的一个同学,成功应聘了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生,“上午入职,下午就开始接需求”。Leader曾多次提示,公司每天付薪水,不是让实习生来学习的。

刘圆圆承认自己也喜欢能“快速上手”的实习生,她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另一个长期身份是“实习生导师”。

“我觉得‘快速上手’能力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他来了直接就能干活,二是他来了能很快适应。”她解释,“团队确实需要能直接接手一些事情的(实习生),但他再能干,能比得上一个两三年的熟手吗?”

这些年,她见过很多“前慢后快”的实习生,他们前期上手慢,但是在慢慢调试、学习后,忽然在某个节点,开始爆发能量。

“如果不给他们窗口期证明自己,可能就废掉了。”刘圆圆说,“我更看重这种‘快速上手能力’,是能尽快找到状态,而不是尽快做出成果。”

陶桃了解到,国外的公司一般都有更加成熟的实习生制度。导师是一对一的,实习时间也是根据假期设置,比如暑期实习,通常是12周,刚好是个完整的暑假。如果表现好,可能会被直接转正,如果在大二,公司也会发出明年继续实习的邀请。

“你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实习生,但是是被尊重的。”陶桃说。

在一家“大厂”实习时,刘楠也曾感受过这种“尊重”。入职不久,leader就告诉她,部门只有一个转正名额,“我看好你,那个名额就是你的”。

后来她得知,一起实习的小伙伴,几乎每个人都得到过类似的暗示或者许诺,“我们像牛一样干活儿”。

“不仅要自己干得好,还要说别人干得不好,可能还要防备着别人比你干得好。”她翻出一个白眼,“哼”了一声。

实习临近结束,leader忽然宣布,转正名额经过调整,没了。

“你们都可以转正成外包。”leader向实习生们建议。

失去转正机会的原因有很多种。屈然曾听她某一任leader讲过一个故事:这个leader带过一个实习生,然后告诉他“每天只要把活儿干完,(晚上)7点就能走”。实习生照做,最终的结果是没有被留用。

“他各方面都挺优秀,就是不会主动要活儿。”leader感叹。

程佳的自尊也被互联网“洗礼”过。在实习到中段时,组里来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实习生。因为工位紧张,leader提出了解决方案:要求她和另外两个实习生共用一个工位,新来的清华学生单独用一个。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3个人每天挤在一个工位上,尴尬地彼此碰撞。

5

从互联网大厂实习回校后,屈然坚定了以后创业的想法。不过,她虽然说不出自己在大厂里到底创造出了什么价值,但她明确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

“就像在衡水中学待了一段似的,感觉自己很多地方都被教育到了。”她感叹。

首先改变的是“看人看事”的态度,以前她认为的身边的那些“牛人”,总是锋芒毕露,实习回来后,她不再觉得他们厉害了。

她忽然发现过去的自己,“做事非常幼稚”。现在做事更有逻辑,考虑问题也更全面,人际关系处理的也更妥当。“更理解等级制度了,也懂得按规矩办事有多重要。”

最大的变化是,她比以前更加看重效率和执行率。

“回来以后语速都快了很多。”她笑着说。

刘圆圆带过的实习生里,有些高中毕业后就到过大厂实习。还有很多小朋友,会不断刷新她对“优秀”的定义。

“我们那时都是上班后,才开始了解工作内容。”她说,“现在这些孩子的择业观、职场能力、职场思维方式,甚至他们的心态和抗压能力,都比我们那时超前了太多。”

尽早实习,在职场快人一步,但太过成熟,有时也会让人变得世故、功利。

刘圆圆见过一个实习生,从大一开始写公司的产品体验,“写成了一本书”。甚至公司的一些大事、公司架构都如数家珍。还有些学生,来实习不是为了体验,或者提升能力,他们做的所有事有且只有一个目的:成为正式员工。

“我觉得周围的实习生比我还要务实,都不谈理想。”刘圆圆有时会问他们,有没有点高远的东西?在校园里听听讲座、谈场恋爱,或者到图书馆看点闲书。

她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没空”。

事实上,她不会用一个静态指标去评判一个人。

“我们不会以一个数字目标去评判一个实习生做得好不好,可能他为了这个数字好看些,不正直了。”刘圆圆告诉记者,“我们更看重一个人的品质,我认为越正直,越开放,其实你的路会越广。”

在实习的角斗场上,程佳、屈然和刘楠都曾经想成为胜利者。终于要毕业了,她们都已经筋疲力尽,选择“躺平”。

屈然还记得自己在互联网公司实习的最后一天,当时因为和leader闹翻,她早上6点多起床,赶在所有人之前来到公司,打包走人。

在回长沙的火车上,同样是17个小时的硬座,她发烧了,来北京大厂实习的兴奋和憧憬早已烟消云散,换做忽冷忽热的身体,以及满心疲惫。

程佳总结了自己在互联网大厂的实习收获:她在毕业论文里,用了很多“互联网黑话”,被导师夸奖“用词专业”。

实习收获还有一段感想:“再也不羡慕互联网大厂,越来越不喜欢上班,越来越想逃避,太累了,身心俱疲。”她曾经嫌弃不够“热血”的国营出版社,又重新成为她的羡慕对象。

毕业招聘时,程佳想回老家,一座南方沿海城市。她投了家乡的房地产公司,和教育培训机构,但都因为没有相关实习经历被拒绝。

最后,她入职了北京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她猜测,是实习经历帮了她。

(文中程佳、屈然、梅晓天、刘楠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1年05月26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