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症医学如何引领世界？
“在最具挑战的现场，给患者最多的生命机会——这就是重症医生的使命。”东南大学副校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邱海波的这句话，道出了重症医生的心声。SARS、禽流感、汶川地震、甲型H1N1流感、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的大型灾难、疫情现场，重症医生从未缺席。
重症医学科，这个在中国发展仅约30年的新起之秀，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现实力。现如今，我国的重症医学科将如何发展，也是每个学科带头人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有经济实力迅速扩增ICU床位，人才培养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但要在国际上起引导性的作用，在临床研究上还有太多事情要做。”邱海波相信，未来10-20年时间，中国重症医学一定可以在国际上发挥引领性作用。
新起之秀——处于风口浪尖的重症医学科
何为重症医学？作为参与了中国最早一批ICU的建设者，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表示，重症医学就是研究危及生命的疾病状态发生发展规律的医学学科，在灾难、疫情中其发挥的作用尤其能给人以震撼。“ICU是医院里最安全的科室，平均90%以上面临生命危险的患者，能从ICU转入普通病房，这都是现代重症医学学科在发挥积极作用。”管向东说。
被称为中国首位重症医学博士的邱海波，也见证了中国重症医学科的发展。“当基于器官/细胞团分科的传统学科越分越细时，我们需要一个横向联系的学科，从整体来看待病人，这是医学发展的趋势。”邱海波指出，传统学科以诊断为导向，对于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重症患者而言，完全无法适应，以生理紊乱为导向的目标性治疗学科——重症医学学科便应运而生。
邱海波用简单的比喻来解释重症医学与传统学科的区别。传统学科是先瞄准后开枪，而重症医学科是边瞄准边开枪，而且其瞄准的不是诊断，而是危及患者生命的生理紊乱。“必须先让患者活下来，否则诊断没有任何意义。”邱海波说。
1991年，原卫生部将重症医学科的建立与否作为等级医院的评审标准，拉开了中国重症专业的初步建设与发展的步伐。2008年7月4日，经国务院国家标准委员会批准，重症医学专业被认定为二级学科，重症医学科自此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学科之一。2009年，原卫生部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重症医学科”诊疗科目。
“重症医生面对的是天天在生死线上挣扎的病人，非常具有挑战性，你处理对了，患者能活；错了，人或许就没了。”邱海波称，当初年轻的自己选择重症医学方向，正是因为它充满挑战。由于学科发展还处于非常年轻的状态，之前一直缺乏规范和指南，作为临床医学最前沿的学科，重症医学科也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
疫情暴露短板，重症医学迎来发展机遇
尽管过去十年我国重症医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但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仍然暴露出了学科发展的短板。在武汉疫情之初，缺乏足够的床位和设备，也没有足以支撑重症治疗的专业医务人员。“武汉新冠疫情在医疗上的危机，实际上是重症医学的危机。这也让我们意识到，重症医学的医疗资源，其实是国家的战略性医疗资源。”邱海波指出，这次疫情早期，不仅仅是武汉，美国纽约、意大利罗马等也同样面临着重症医学发展不充分，难以适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求的问题，而这种危机造成了社会恐慌。
如何让ICU床位在平时够用且不浪费资源的情况下，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又能快速扩增？邱海波建议，在装备新的三级医院时，要让它具有转成重症收治医院的潜能。这一设想，被管向东称之为“隐形ICU”，“平战时期”可以自由转换，病房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了ICU所需标准，平时为普通病房，战时可以快速转换为ICU，既避免了“平时”的不饱和，又能满足“战时”所需，可以极大降低死亡率。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0年5月，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提出，要改造升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每省建设1-3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承担危重症患者集中救治和应急物资集中储备任务。以今年9月15日完成主体工程封顶的河北省首个国家重大疫情救治基地为例，平时编制普通病床450张，主要承担普通疾病的救治，不收治传染性疾病。一旦遇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快速切换至重大疫情“战时”状态下的240张重症监护床位。
除了硬件短板，人才储备问题也亟待解决。“我国重症医学人才培养严重不足，此前也缺乏培训机制。”邱海波指出，重症医学是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命悬一线的患者对重症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武汉，包括邱海波、管向东等在内的重症医学专家，看到了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医院的重症医生之间的差异，也看到了人才匮乏的现状。“重症医学人才培养必须纳入国家层面考虑。”管向东说。
“原来在我国住院医师培训体系中，并没有重症医学，这次疫情对行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姜利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症医学的作用得到肯定，在国务院领导和国家卫健委的支持下，2020年5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目录中增设重症医学科专业，学科人才梯队培养将更为规范。
“重症医生人才战略性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接受过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培的医生相当于预备役，对学科发展非常重要。”邱海波表示，大量的住院医师如果经过了重症医学规培，意味着未来无论他进入哪个科室，都将有重症医学基础，一旦遇到重大突发性事件，可以迅速转换为重症医生。
“重症医学经受住了这次疫情的考验，也抓住机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被更多人所关注和重视，其所体现出的价值，会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说，这是学科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新开端。
科研站上制高点，中国重症医学才能引领世界
尽管面临诸多短板，但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重症医学科仍然展现实力，成为了守护患者生命的“最后堡垒”。虽然最初有些措手不及，但很快，武汉新冠疫情的死亡率被控制下来。“武汉之后的局部聚集疫情中，很少再出现死亡病例，这就是‘中国奇迹’。”管向东称，正是因为疫情中大家对生命的关注大大提高，更体现出了重症医学科的作用，“能给人以震撼。”而中国重症医学专家总结出的一些“中国方案”，如最早提出的俯卧位通气，在国际交流中也变成了“世界方案”。
“这些年重症医学的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科研水平都有很大进步，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局部领域领先。但要真正在国际上发挥引领作用，需要在学术上站在制高点。”邱海波强调，医学发展的制高点需要通过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国重症医学的发展也需要用科研、创新说话。虽然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重症医学队伍，最多的重症病人，并在建立强大的创新驱动科研体系，但在临床研究上仍有太多事情需要做。“我有信心，在科研方面，我们一定能做出代表中国水平、引领世界的研究。”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