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6月2日电(记者许婧)研究社会治理的学者去做防疫志愿者，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守护好居民的同时，还有观察思考，顺手还能写论文，形成理论观点。
本次上海疫情期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川兰主动请缨，用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小区居民形成邻里规范化自助自治模式，受到居民好评，而她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了不少新思考。
作为一名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学者，王川兰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在中英文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同时也担任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评审专家以及多家5A社会组织的评估督导。对社会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应用都有着丰富的经验积累。
本次上海疫情暴发以来，王川兰观察到常态化的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模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特殊时期居民的需要。“我所在的杨浦区新江湾社区外来人口多，在本轮封控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大多数家庭都面临着生活物资、求医问药、情绪焦虑等多方面问题，其实这也是上海社区的普遍情况”。那何不自己站出来，提供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的支持呢？于是，王川兰主动请缨，成为防疫志愿者，帮助社区居民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自治模式。
“先排摸居民的需求。”王川兰和其他志愿者以楼栋为单位发起在线问卷调查。“按照集中和紧迫程度，列成清单”。物资团购、快递消杀、日常就医送药、孤老照护等现实问题逐一进行解决。“比如，团购如何审批、消杀、售后，都有清晰的章程。日常就医送药方面，形成居民就医用药需求信息单模版、周边就医用药各渠道信息汇总以及邻里志愿者闭环内无接触代配药流程”。
“自治也要有‘带头人’和完善的公约。”王川兰牵头拟定了邻里自治公约，包括成立流程和方式、责任和义务规定、集体协商和表决机制、管理和监督规范等，为邻里自组织的可持续和规范运行提供指引。
据了解，上海疫情暴发以来，作为社会治理领域的学者代表，王川兰和研究团队积极开展(线上)社区调研和居民访谈，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题为《疫情危机下新型邻里关系的生成及促进邻里自组织有效发展的建议》研究专报，作为决策参考。
王川兰告诉记者，疫情之下，上海基层社区居民积极展开行动进行自助互助，邻里之间成为相互寻求支持的首选。在她看来，疫情期间形成的这种新型的邻里关系与邻里自组织在社区这一基层场域和治理末梢担当起填补政府和市场空隙的液体角色，对于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社区进行应用推广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也为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和建设韧性社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以前大家可能同层楼都不认识，现在有楼组群、业主群，各种各样的团购群，形成了多种邻里自治组织，甚至形成了社区自组织网络”。王川兰建议，未来政府相关部门可以牵头，推动社区居委、业委、物业等与邻里自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合作，为邻里自组织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和资源支持，培力其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这种邻里自治组织是当下提升社区突发事件和重大风险治理能力、促进社区韧性水平的可行路径”。王川兰说。(完)
